你将来必好杀人,吾爱苏轼

2019-10-19 06:08栏目:中国近代史
TAG:

图片 1

文/格瓦拉同志

如果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比作浩瀚深邃的天空,那么在历史中涌现出的浩如烟海的文人墨客就是将天空变得绚丽而神秘的点点繁星。每一颗星星都有一个故事,每一颗星星都有独属于它自己的美丽。他们永恒,因为他们的才情、他们的思想永远不会随着他们形体的离去而消逝。而做为有幸生活在星空下的今人,我虽不能尽解每一颗星星的奥秘,不能欣赏到每一颗星星的美丽,却无限陶醉于他们赐予我的深沉与静谧中。并在这种陶醉中不能自已的折服与一颗恒星的魅力,他,就是苏轼。我不得不承认至今我仍然不认为自己很了解他,可是我仍然有太多的理由爱上他,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感佩于子瞻是从古至今少有的胸有真情之人,是至情至性之人。

和子由四首 送李供备席上和李诗 作者: 苏轼朝代: 家声赫奕盖并凉,也解微吟锦瑟傍。 擘水取鱼湖起浪,引杯看剑坐生光。 风流别后人人忆,才器归来种种长。 不用更贪穷事业,风骚分付与沉湘。 苏轼所有作品

“词圣”苏轼性格豁达、爱好交游,在最早与他交往并且关系极为亲密的人当中,章惇要算是一位。章惇字子厚,建宁军浦城人,出身世族大族,不仅相貌英俊,而且博学善文,自幼便有“神童”之称,于嘉祐四年考取进士。章惇年少成名,性情难免孤傲自负,很少能将天下名士放在眼里,唯独跟苏轼情投意合,关系好的不得了。

说到爱情这个永恒而古老的话题,古往今来费了多少文人墨客的笔墨、心思。而苏子瞻的悼亡词《江城子》,不仅开了悼亡词的先河,更将爱情的离别与相思抒发得淋漓尽致,让多少痴情人黯然销魂,柔肠寸断。自古将情比水者甚多,如果说多数人的情如缓流的小河,而子瞻之情无疑是深沉的海洋。跨越了十年的“不思量,自难忘”,沧桑了十年的“尘满面,鬓如霜”,压抑了十年的“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伴随了一生的“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试问这世间有几人十年不该初衷对已故之人如此真切地怀念与爱恋。大多数人更愿意“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我并不是指责后者,毕竟人生本就已经要承担太多的苦,我又何忍再指责后者的用心用情不够良苦。只是情深意长之人往往注定要用断肠之苦来祭奠自己的所爱之人,所以子瞻只能是“断肠人”,而不能从“长开眼”中寻到一丝的安慰。每看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读到杨过与小龙女十六年后的绝情谷底的相逢,都会感动的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不要说这种爱情只有书上才有,没有见过海洋,并不能否定海洋的存在,其实我们都知道,海洋是存在的。虽然他比河流少很多,可是世上所有的河流加起来也比不过一个海洋的深度。可是子瞻终没有杨过幸运,他与妻子十年后的重逢只能是“夜来幽梦忽还乡”。而故人红颜依旧“小轩窗,正梳妆”,可是子瞻饱经了人世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已是“尘满面,鬓如霜”。幸而故人仍旧温暖而知心,“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她未开口问一句话,却已尽知夫君的心酸,她未曾安慰一句,可是已抚平了子瞻的疲惫与沧桑。呜呼,天上人间唯有一人可慰我心,所以天上人间吾终要与伊人不见不散。但苏轼不是杨过,他不仅有爱情,还有他同样倾注了真心的亲情和友情,所以他注定不能独殉爱情。这就是苏子瞻的爱情绝唱。吾爱子瞻对爱情的痴。

  • 春宵
  • 念奴娇·赤壁怀古
  • 上元侍宴
  • 花影
  • 守岁诗
  • 和子由渑池怀旧
  • 儋耳
  •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 惠崇春江晚景
  • 中秋月

图片 2

说到兄弟手足之情,苏轼与子由的兄弟情亦是世间难得。他们从儿时就相依相伴,等到成年,双方都历尽人事沧桑,更是互相安慰,互相帮扶,且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老而弥笃。在“乌台诗案”中,苏轼认为自己肯定无法在生还,于是给子由写下绝笔“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而子由则愿将自己的官职赎兄之罪。相比那些为了财产、利益而对簿公堂的兄弟姐妹来说,他们是高贵的亦是幸福的,因为双方都只深爱彼此,都只付出从未计较过回报。如果不计较哪来的怨恨,如果要计较就不要付出,更不要谈去爱,那样最后伤心的只能是自认为付出最多的。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与子由聚少离多,因此留下了大量的写给子由的诗词,其中最让人耳熟能详的就是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了吧,这既是对子由的美好祝福,也是兄对弟最深切的思念。什么样的哥哥能为弟弟写出这样的诗句,从古至今唯苏轼一人而已。

我来补充解释

苏轼喜好交游,与很多大名士都有往来

说到友情,苏轼的知心好友亦不少,而我要提到的却是苏轼与王安石的君子之交。当时王安石主张变法,虽然苏轼也曾提出过改革的主张,可是他不主张王安石那种太过激烈的变法方式,反对青苗法、雇役法,等等。遭到新派的排挤。可是这种政见上的不同,并没能妨碍到他与王安石坦诚而真挚的友情。在“乌台诗案”中,王安石虽已不在朝中,却仍旧上书朝廷“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力保苏轼。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退居金陵蒋山,既老且病。苏轼去看望他,二人同游唱和,苏轼写下了《次荆公韵四绝》,其中一首写出了苏轼想随王安石归隐田园,结庐为伴的心愿“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到了元佑元年7月,苏轼奉命祭西太一坛,见到四月刚在金陵逝世的王安石所提旧诗,禁不住对故友的怀念,写下了“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凄迷”这样的诗句,表达了对王安石深切的怀念之情。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苏轼将君子的坦荡可谓发挥到了极致。吾爱子瞻,翩翩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图片 3

苏轼于嘉祐六年考取进士,不久后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而早于他两年入仕的章惇,此时在商洛担任县令。章惇早就听闻苏轼才气过人,便倾心与之结交,经常在一起谈诗论词、结伴同游,关系极为亲密。

苏轼一生仕途不顺,但对于百姓却有一颗仁爱之心。他曾说过:“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而这些都是他被贬时所去之处。苏轼曾经做过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高官,可是却屡遭排挤刚直难伸。待到被贬与下层人民更近时,人民给与他的热情帮助与由衷爱戴,让他深深震撼于人民中存在的真纯质朴的感情,感动于他们的自食其力,也对他们的辛劳与疾苦感到深切的同情,他们相比于那些自命风雅、手不沾泥却高谈国运的达观显贵们是多么的可爱又可怜啊。这种经历和感情也让他的思想和风格有了极大的转变,被贬黄州前,轼与辄不相上下,黄州以后辄已远落于轼之后。这正是下层人民给与他的升华。苏轼也对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在海南时,对于海南淳朴的民风给与了极高的评价“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而“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也写出了他与当地人民相处甚欢,其乐融融的场景,表达了对当地人民的喜爱。在与黎家人相处的过程中,他甚至还表达了“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这样超前的民族平等的思想。如果没有对人民深切的爱他是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的界限提出这样的博爱、平等思想的 。从海南归来后,有人问那里的风土人情,苏轼回答:“风土极善,民风不恶” ,当时还被认为是蛮荒之人的海南人民若知道,也会庆幸他们得到了子瞻这样的知己吧。苏轼的诗词中有大量的表现农民生活的佳作,这些作品既体现了苏轼与人民相依相存的鱼水之情,更体现了苏轼随遇而安,豪迈达观的气度与胸怀。面对命运的磨难,他没有自怨自艾,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坚强而乐观的接受,无论世世如何变迁始终不改那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这样的苏轼谁能不折服呢?

某年,集贤学士刘原父担任陕西地方考试(即“乡贡”,又称“解试”)的主考官,苏轼、章惇一同担任考官,曾利用空闲时间到仙游潭游玩。仙游潭下临万仞绝壁,而且两岸都极为狭窄,仅有一条木桥以供来往。章惇游兴甚浓,竟提议到对岸去看看,并在绝壁上题字。苏轼畏惧不敢过桥,但章惇却平步而过,没有丝毫的迟疑、恐惧。

苏轼的情感细腻、丰富而深沉,不仅体现在对于身边之人的爱与念上,即使对于陪伴过他的一草一木,他皆视若知己一般,在告别黄州时,他不舍草堂一草一木,殷殷叮嘱“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对于堂前细柳尚且如此有情更何况人呢?可是情太深、太真往往会诸多牵绊,苏轼一直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不定,很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可是又难舍有情人间的温暖,才写出了“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样的诗句,表达出了出世与入世在其心中的挣扎与矛盾。所以说,无情之人是不会想到出家的,只有真情真性之人才会厌倦这人世间太多的蝇营狗苟、尔虞我诈,可是他们又往往难舍温暖的人间烟火,若这一丝牵绊断去,他们则必然会选择后者。所以,南怀瑾先生说“佛不是无情,佛是最多情的”我对此话佩服的五体投地。可是人间的真情与温暖一直伴随到苏轼离开人世,所以苏轼终未出世,这对于苏轼来说是何等的幸运又是何等的遗憾啊。

展开剩余74%

吾爱苏轼,并不仅是因为此,苏轼就是苏轼,离开了这些他也就不是苏轼了,所以吾是先爱上苏轼其人,才会挑出其一处特点说与人听,其实爱上苏轼是不需要任何原因的。吾爱苏轼,只因他是苏轼。

图片 4

章惇年轻时跟苏轼交好

不仅如此,章惇到达对岸后,还用绳索绑在树上,然后攀爬到绝壁上,并在上面用浓墨大书“章惇、苏轼来游”的字样,然后回返对岸,并且笑着问苏轼自己的胆量如何。苏轼抚摸着章惇的背说:“子厚将来必好杀人。”章惇笑着问道:“子瞻为何这样讲?”苏轼解释道:“子厚胆子大到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难道会是个不能杀人的人吗?”章惇听后大笑,但苏轼却是忧心忡忡。

抵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以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见《高斋漫录》。

图片 5

王安石画像

苏轼与章惇虽然易趣相投,但在政治观点上却是大相径庭,其中,苏轼属于维持传统派,跟司马光、程颐等人大致上属于一派,而章惇则属于锐意变法派,跟王安石、王珪等人大致理念相同,这为二人最终走向决裂埋下伏笔。不过在最初,政治观点上的差异并未影响两人间的交往,甚至在苏轼蒙受冤情、面临被杀的情况下,章惇还曾经挺身相救。

原来,“新党”在宋神宗即位后得势,王安石、王珪相继担任宰相,在锐意变法的同时,还大肆打击、压制“旧党”,而此前仕途大好的苏轼就此失势,被接连贬斥、流放。不仅如此,王珪为将苏轼置于死地,还授意亲信舒亶上书诬告苏轼写反诗,请求宋神宗将其处死,这便是历史上极有名的“乌台诗案”。

图片 6

宋神宗听从章惇的劝谏,没有处死苏轼

虽然章惇属于“新党”的中坚分子,但却出于义愤,帮助好友在皇帝面前申诉,并一一反驳上司王珪的种种诡辩,坚称苏轼并没有写反诗,实属冤枉至极。宋神宗被章惇的劝谏说服,加之“旧党”人物纷纷为苏轼说情,甚至连在家闲居的王安石都参与其中,便打消处死苏轼的念头,只是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而已。

然而,等到章惇在哲宗朝升任宰相后,大肆迫害“旧党”人士,并置当年的友谊于不顾,将苏轼贬往惠州,意在让他死在当地。当时的惠州虽是蛮荒之地,但生性豁达的苏轼却并没有表现出抑郁、痛苦的情绪,而是在此地随遇而安、教书育人。不仅如此,苏轼还在当地写下“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聊以自娱。

图片 7

章惇当政期间,苏轼屡遭贬谪

没想到这两句诗传达章惇的耳中后,竟让他勃然大怒,立时又将苏轼贬往儋州。北宋年间的儋州是烟瘴荒凉之地,素来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苏轼被贬官至此,遭遇仅比被杀稍好一些而已。好在苏轼足够命硬,在儋州居住3年时间并没有死,并且在宋徽宗即位后,得以迁回到内地为官。而之所能有此结果,全是拜章惇被罢相“所赐”。

元符三年九月,章惇失势,被贬官为武昌军节度副使,于潭州安置。此后5年,章惇又相继被贬官至雷州、舒州、越州、湖州等地,最终病死在湖州团练副使任上,时在崇宁四年。而在此前4年,苏轼在回朝任官途中,不幸病逝于常州,终年65岁。

史料来源:《宋史》、《高斋漫录》

版权声明:本文由必赢官方发布于中国近代史,转载请注明出处:你将来必好杀人,吾爱苏轼